德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经验与启示 ——兼谈对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借鉴

德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经验与启示

——兼谈对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借鉴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提升以及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中国企业正在越来越多地“走出去”。在此过程中，相关国家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将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成效以及我国企业的海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由于部分沿线国家的教育体系仍然相对不够完整，教育质量相对薄弱，因此其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规模与质量不能满足产业发展及企业开展业务的需要，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存在明显不足。为适应配合“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我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有必要帮助部分沿线国家进行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以适应我国企业在当地的业务发展。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提升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使其能够适应不同经济社会条件及文化背景的国家及其学生的需要，并以一定的规模和质量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仍然较低，尽管国内许多职业院校已经开展了各种形式与内容的国际合作，然而这些合作项目更多涉及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经验与做法的学习借鉴、国际职业资格证书的引进、教师培训及学生交流等内容，较少涉及中国职业教育本身“走出去”的方面。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目前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策略及做法无疑需要进行补充、调整和完善，在继续向发达国家学习借鉴经验的同时，也应尝试推动中国职业教育更多地“走出去”。

德国职业教育在全世界享有较高的声望，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多个国家都在借鉴学习其双元制职业教育的经验和做法；此外，德国政府也将职业教育的国际化作为其重要的政策目标之一，并在此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因此，在学习德国职业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其国际化的策略，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也具有较强的启示作用。

要深入理解德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策略和措施，离不开对德国职业教育体系本身的深入理解。这一部分将尝试集中梳理德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制度和教育基础，为后面的介绍做一些铺垫。

总的来说，德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具有良好的基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德国的工业制造和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良好的声誉，不同国家的人们对于德国制造的水平和质量有着较高的接受度和认可度。一般说来，不同国家和地区提高和增强其职业教育的核心目的都在于提高其整体的工业制造水平和企业的生产能力等，德国工业整体所具有的良好声誉对于其职业教育的声望是一个重要的背景。

其次，德国职业教育本身也在国际上具有很高的声誉。这一方面无疑来自于德国工业制造的良好声誉，另一方面也与下文提到的德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多个参与主体通过不同渠道不断表达和宣传德国职业教育有关。然而，这背后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德国职业教育本身完善的体系、清晰的结构和深厚的哲学及社会基础，以及它对德国经济产业发展所做出的基础性贡献。

第三，德国职业教育体系完整、结构清晰。完整的体系和清晰的结构在国际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实践者和研究者能够相对比较容易的理解和掌握其最核心的特点，从而有利于其学习借鉴。

第四，德国职业教育有着高水平的、全国范围内统一的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其核心是300多个培训职业的职业培训条例。以职业培训条例为核心的职业教育标准是实现德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有力武器”。由于这些标准是受到行业企业和政府共同认可的、能够反映劳动力市场对劳动者最核心的能力要求以及相应培养要求的能力和教育标准，通过输出和传播其职业教育标准，德国职业教育的多个行动主体能够在合作伙伴国家取得一定程度上相对于其本国职业教育机构的相对优势，从而不断帮助德国职业教育机构在当地职业教育中获得一定的影响力。

第五，德国职业教育背后高水平的科研能力。这一方面建立在由联邦教育科研部牵头，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联邦统计局协助，劳动局、行会、企业具体参与的庞大的职业教育信息统计和发布系统的基础上，另一方面也与德国职业教育的科研机构众多、科研实力很强有重要关系。德国职业教育科研对于国际化的主要贡献在于两方面，一是面向海外实践者和研究者深入系统地介绍、阐述和分析德国职业教育，帮助其了解、熟悉和理解德国职业教育，二是面向德国国内的实践者和政策制定者等介绍和分析海外职业教育的情况，尤其是与德国有深入合作的国家的职业教育的情况，这典型地体现在了其《国际职业教育手册》（Internationales Handbuchder Berufsbildung）这一丛书^［1］中。该丛书由德国最优秀的比较职业教育的研究者主编，并汇集了大量职业教育的研究者及其国外合作伙伴，且能够做到会不定期更新，对不同国家职业教育的介绍少则几十页，多则一两百页。上述两方面的研究对于更好地推动德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支持和咨询作用。

然而，尽管德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具有较好的基础，但德国职业教育中也有不利于其国际化的因素。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德国职业教育的成功建立在德国特有的社会文化土壤和经济环境之中，德国社会纺锤形的社会结构、中等收入者所能够拥有的体面收入和社会福利、德国人赋予职业的特殊意义、德国企业（尤其是大量中小型企业）在技术上的优势和国际市场中的地位、以及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社会制度等诸多条件是德国职业教育得以成功、并享誉世界不可或缺的基础^［2］；而当离开了这些社会文化及经济层面的支持条件时，德国的职业教育优点就很难存在。换句话说，德国职业教育很难简单地复制到其它社会文化条件不同的社会，这也是为什么德语国家特有的职业教育制度及模式很难在其它国家出现的原因。

因此，德国职业教育对社会文化土壤和经济条件的依赖，使得德国职业教育很难真正在其它国家生根发芽、并真正地成长起来。

德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具体的策略和措施主要包括主要参与主体、目标、核心原则和成功要素等。

（一）主要参与主体

德国职教合作的主要参与主体包括德国的政府部门及其下辖的研究机构、参与的银行等金融机构、受政府委托的公司、基金会、行业协会的下属或海外机构以及海外德国企业等（参见表１）。

德国政府部门包括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BMZ）与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BMBF）。前者是德国发展援助政策的决策者，下设有两个执行机构具体实施对外援助政策：德国国际合作公司（GIZ）主要负责技术援助，德国复兴开发银行主要负责财政援助；后者则是通过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BIBB）提供职教领域的专业咨询。在政府机构外，德国的民间机构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汉斯赛德尔基金会等，行业协会在德国国内是企业职业培训的主管部门，其下属或海外机构在推动职业教育国际化方面也十分积极。此外，不容忽视的还有大量在海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德国企业，他们在海外的培训行为实际上构成了德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实践层面最主要的内容之一。

可以看出，德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管理机构与执行机构有较为清晰的权责划分：管理机构负责整体的协调管理和监督评价，而执行机构则受政府委托完成任务。此外，许多海外企业及商会等机构则在上述体系之外进行实质上的职业教育国际化工作，并在一定程度上与政府的机构进行协调和协作。

（二）主要诉求与目标

德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是基于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在诉求所逐渐开展的。从政治上讲，随着二战后尤其是两德统一后德国国际地位的逐渐提升，教育被认为是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层面，可以提升国家形象，因此有必要推动职业教育国际化程度的提升；从经济上讲，德国职业教育本就是推动经济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既向外引进更多国外优秀人才来解决国内人才紧缺困境，又本土培养适应全球经济发展和市场需求变化的国际通用型人才，才能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适应全球经济的变化；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讲，欧洲国家在教育领域的交流合作源远流长，在欧洲一体化等背景下，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提升也是题中之义；此外，德国教育体系传统的学位制度与英美等国家存在明显的差异，为了提高国际范围内的可交换性和认可度，德国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都有必要提高其国际化水平^［3］。

具体来说，德国政府为其职业教育国际化也设定了清晰的目标，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通过咨询和知识传播，支持尝试在其本国建立和强化双元制职业教育的政府和社会合作伙伴；呼应德国企业在海内外的人才诉求，加强德国企业在海外的活动和技术转移；支持在海外的德国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机构；建立职业教育的政策对话，使其促进国内的职业教育政策及德国对国际职业教育的研究；将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国际化，使其适应全球化经济发展的需要^［4］。

对以上目标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德国政府为职业教育国际化设定的目标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协助合作伙伴国家和地区建立和发展双元制职业教育，并在此过程中支持职业教育领域的政策对话，扶持海外德国职业教育机构；第二，回应和满足德国企业在海外的人才诉求，为德国企业在海外的扩张和发展提供支持。更进一步来看，第一个方面强调的是双元制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制度和模式的输出，在此过程中扩大德国职业教育的影响力，提高德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声望，强化德国职业教育在不同国家的存在感，第二个方面则侧重于对德国企业海外扩张和发展的支持。

概括来说，德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影响的目标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德国职业教育的输出，这背后的考量是提高德国文化和制度在国际上的影响，二是对德国企业和经济海外扩张的支持，这背后的考量是发展海外经济，拓展国外市场。这两方面之间有一定的差异，但也相互支持，相互影响，职业教育制度和模式的输出有利于从人力资源角度支持和帮助德国企业的海外扩张，而德国企业在海外的不断发展则有可能通过开展企业培训提高当地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发展，从而有利于德国职业教育模式的输出。

（三）关键原则与核心特征

德国政府认为，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成功的关键原则在于以下几条。建立联系和信任：德国的利益相关方与海外伙伴在利益和目标上达成一致；提供内容广泛的合作可能：在所有项目领域中呈现高质量的内容；协调的展示与呈现：德国合作伙伴共同出现并协调，避免合作对象的误解；通力合作：政府、产业界和社会伙伴之间紧密合作；政治敏感度：合作对象有改革的意愿，德方能够分析和考虑合作对象的国内政治冲突、以及相关参与方的利益诉求；控制与实施的分离：与当地的政策制定者就整体目标达成一致，项目实施与项目合作伙伴共同执行；建立联系：德国与伙伴国家的利益相关方应在所有层面都直接合作；宽容度：实践也许不会完全符合法规，对此应有一定宽容度^［5］。

从上述关键原则可以看出，在德国政府看来，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成功必须遵循一些基本原则，这更多可以被看作是德国政府在输出职业教育时主观设置的应然要素，即德国政府要求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进行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工作。

德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核心框架特征包括以下几方面：1.可靠的框架条件：政府、产业界与社会合作伙伴共同行动；2.校企合作／两个学习地点的学习：实践与理论结合，帮助发展专业能力和社会能力；3.超越企业层面的标准：通用的教育培训内容（标准）和职业资格证书保证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质量；4.有资质的培训人员：受到良好训练的企业培训师和学校教师；5.系统化、制度化的职业教育研究和咨询：支持合理决策（考虑到技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协助（学生的）生涯选择^［6］。

上述核心框架特征实际上概括了德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内在及外在条件，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德国职业教育本身得以良好运作的基础。德国学者和政府清晰地意识到，要真正实现德国职业教育在合作伙伴国家的充分发展，需要有这些类似的基本条件来保障，比如校企合作、统一认可的职业教育标准、良好的师资和高水平的职业教育研究等。这从另一个层面印证了德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所依赖的较为严苛的社会和文化环境。

（四）国际合作制度成功要素

在上述关键原则和框架特征之外，德国政府还列出了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成功的以下几条成功要素：合作伙伴国家对于与德国在职业教育上开展合作的需求，以及合作伙伴相应的改变的意愿；适合的政治与法律框架，比如国家职业教育策略，愿意进行现代化和改革的政治意愿；关键相关主体自主和负责任的参与改革过程的决心和意愿，尤其是社会合作伙伴和经济组织（行业协会等）；政府机构对社会合作组织和经济组织参与相关过程的认可和开放；职业教育能够面向当下及未来经济需求调整和适应；德国职业教育提供者的支持，以保障德国职业教育合作性及其与产业的贴合性等优势得以体现；德国企业、经济组织以及发展合作组织的共同参与投入；合作伙伴国家较好的普通教育质量和整个教育系统内部较好的贯通性；关于合作伙伴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可靠信息；经济发展潜力充分；具有内部连接性的教育结构和教育传统，对于职业教育的恰当的价值观（社会接受度）；有能力的参与主体，能够提供和资助职业教育，并保障职业教育标准、结构和制度的稳定；已有的政府对教育、科研及创新的支持^［7］。

上述德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成功要素是德国政府梳理归纳出的职业教育国际化过程中有利的客观影响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合作伙伴国家和地区的合作需求、意愿和条件，比如经济发展潜力、适合的法律政治框架、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教育结构基础和劳动力市场的可靠信息等，第二类则是德国职业教育相关机构的参与和投入程度。很明显，合作双方的需求、意愿和条件是国际化成功不可或缺的要素，更进一步看，合作伙伴国家或地区的意愿和条件更加重要，是国际化成功的基础。这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德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在有些国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更多国家和地区则进展有限。

（五）合作平台

德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合作平台有很多，这里仅简要介绍其中几个。

德国工商总会（DIHK）在全球90个国家分设有130个海外代表处（AHK），许多海外工商会已在当地为德国公司提供了关于职业教育与培训方面的服务。在中国，德国海外工商会颇为活跃，多个地区的职业院校均与其开展合作，让学生考取德国职业资格证书，并进行课程及教学等方面的资源建设。

联邦教研部资助的VETnet项目帮助海外工商会在合作国家建立重要的结构特色，并通过试点项目的形式分享经验。德国工商总会与海外工商会则向受到联邦教研部认可的合作伙伴提供其专长、网络关系和过程知识。目前，VETnet项目在意大利、葡萄牙、拉脱维亚、希腊、斯洛伐克、美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墨西哥和泰国都比较活跃。在这一项目框架内，已在社会网络中展开营销活动，以提升双元制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形象，倡导以产业为导向的教育与培训，建立有质量保证的海外工商会职业资格证书（AHK证书）结构体系。总目标在于，在合作伙伴国家充分展示基于德国模式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与培训，并支持他们的改革努力。

职业教育国际营销（iMOVE）是德国联邦教育和研究部发起的一项倡议活动，旨在通过推销“培训—德国制造”帮助以德国为基地的培训机构赢得国际市场。其服务包括：海外贸易代表团、贸易展、讨论会和配对活动；提供在海外市场组织研讨会的可能性；讨论会的战略规划；会议和联网活动；市场研究；出口战略手册；年度培训出口预测；成功案例；在线信息平台（有阿拉伯语、中文、英语、法语、德语、俄语以及西班牙语可供选择）；多语言培训数据库；电子简报等。

（六）合作工具

德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已经开发出了一系列丰富的工具，德国政府将其归纳为以下几方面^［8］。

１．系统咨询（Systemberatung）

在伙伴国家提供系统咨询，以提高企业对职业教育的参与程度、伴随伙伴国家的改革过程、实现具体的实施项目，其主要内容包括（在伙伴国家的相应活动）：伴随和支持开发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框架；增强职业教育主要行动者对其角色和任务的理解；保障对职业教育体系可持续、能够自我承担的财政经费来源；支持职业教育的管理、研究和咨询机构的改革和扩充；吸引当地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

２．合作结构（Kooperative Strukturen）

建立结构以在合作伙伴国家成功并可持续地引入职业教育。在这方面，海外工商会的对外经济促进结构能够提供支持，具体而言：建立包括尽可能多的相关主体参与的职业教育委员会；发展用于开展职业教育具体措施的透明的流程（比如单个企业的培训，发起和伴随包括海外工商会、合作国家商会和社会合作伙伴、经济组织、德国企业等在内的职业培训联盟）；建立包括所有相关主体参与的证书认证和考试的结构。

３．质量标准（Qualitatsstandards）

建立及开发职业教育质量保障的工具，比如共同开发培训和考试条例、培养过程的课程、框架教学计划及教学材料等，并在此过程中纳入经济与国家合作伙伴的参与；开发企业培训标准，支持培训师的资格认证和培养。

４．营销与交流（Marketing und Kommunikation）

通过以下方式提高职业教育在伙伴国家的吸引力：职业教育推广活动，在欧洲层面对职业教育推广并进行支持（主要用于支持欧盟内的伙伴）。

５．透明与认可（Transparenz und Anerkennung）

主要是指教育政策的对话，比如关于国家职业资格框架的双边对话，或者促进教育系统融通性的对话等。

６．实施项目（Umsetzungsprojekte）

开展具体项目比如在伙伴国家的企业和职业学校中建立培训网络，开展试点项目进行模范实践展示等。

７．恰当的经费支持（Angemessene Finanzierung）

提供规模恰当、分步进行的经费支持，帮助伙伴发展中国家对职业教育系统进行扩充和现代化建设。

概括来说，德国职业教育在国际化过程中已经发展出了较为系统和成熟的工具，这些工具由前述不同的国际化的参与和行动主体共同掌握，并依据合作伙伴的情况有选择性地运用。当然，这些工具的具体内容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尝试和探索才能逐渐掌握。

（七）项目形式

在前述合作关键原则、平台及工具的基础上，德国职业教育在国际化过程中有着较为丰富的实现形式，下表中陈列了少量近期项目的主要内容。从表格内容可以看出，德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已经渗透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与德国及当地不同类型的机构共同合作，采取了较为丰富的合作形式，并运用了不同的策略及工具。

前文以表格形式对德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若干项目进行了面上信息的介绍，但仍然缺乏对特定项目的较为深入系统的分析。笔者在这里对自己亲身参与五年多的一个德国主导的国际合作项目进行深入一些的介绍，并简要分析其借鉴价值。

基于“中德合作职教师资培养项目” 所取得的成果，德国政府于2009起对东南亚国家开展“区域合作平台项目” （Regional Cooperation Platform for Vocational Teacher Education in Asia，简称RCP）工作。该平台项目受德国联邦经济合作部委托，由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具体牵头，建立了辐射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区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项目。该项目在原有中德合作所获成果的基础上，联合开展针对东南亚第三国的职业教育服务，涉及职教师资培养培训、职业教育科研合作等内容。

德国政府在2009-2010年间提供了50万欧元，用以资助项目的启动和第一期的运作；2010年，德方批准了第二期项目，约定在2011-2014年间投入300万欧元合作经费，推动以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为平台和枢纽面向东南亚国家开展职教师资培养培训，并推广业已在“中德合作职教师资培养”项目中所取得的经验和成果；2014－2017年，德方继续提供资助，并将RCP项目纳入更大的区域职业教育项目（RWCO-TVET, Regional coorperation programme to improve the training of TVET personnel）。RCP项目本身于2017年被停止资助。

该项目的典型形式包括三国合作科研和人员交流。三国合作科研指中国、德国与某个东南亚国家之间所开展的合作，其目的是通过职教师资培养培训领域的合作，将德国及中国在职业教育师资培养方面的经验向东南亚区域进行辐射，以促进东南亚国家职业教育能力建设。RCP项目也推动参与伙伴之间的人员交流，以培训、国际会议和研讨会等形式促进各参与方在职业教育师资培养方面的交流合作。

在笔者看来，该项目对于职业教育国际化平台的搭建具有一定的现实启示价值，概括起来，相关的核心经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项目的发起机构与实施机构的分离。该项目由德国联邦政府的国际合作部（BMZ）发起，但具体实施机构则是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前者负责发起项目、项目总体目标和预算的设定、以及项目的监督与考核；后者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具体来说，项目的推进、相关资源的整合和经费的具体使用等相关权力都在项目实施机构手上。这种发起机构和实施机构的分离，将项目的实施交给一个企业主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项目的实施效率和运营能力，更好地推进项目。

其次，项目实施过程遵循专业原则，并呼应当地合作伙伴的需要。该项目的核心主题是职教师资教育与培训。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无论是研究和会议主题的设定、人员交流和培训还是相关平台的搭建等，都紧密围绕职教师资培养和培训进行，项目的参与机构和秘书处负责人均由职教师资培养培训领域的专业人员负责和组织。此外，项目委员会定期举行会议，以全面了解项目参与机构的期望和诉求，并尝试在研究项目设定和人员培训主题的选择等方面充分地呼应项目合作伙伴的需要，因此项目能够较好地得到合作伙伴的支持。

第三，借助已有的地区和国际组织，拓展项目的影响范围。该项目在开展过程中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区域办公室（曼谷）、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中心（SEAMEOVOCTECH）等本地区已有的官方和半官方机构等进行合作，与其共同举办活动，这样就很好地借助了其它机构（如联合国、东盟） 利用其已经建立起的网络，并运用其专家资源，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当地的职业教育。

第四，伴随性的科研指导。德国多个研究机构的许多学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了项目的设计及实施过程。这样，项目的研究和培训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德国职业教育研究界的有力支持。

不过，该项目尽管在搭建包括中国和东南亚多个国家的职教师资培养院校的交流合作平台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项目的经费使用效率及效果却有提升的空间。首先，项目很好地支持了地区性的交流合作网络的建立，但在这些网络建立之后，德国的影响在多大程度上仍然存在是存疑的；其次，项目的研究项目促进了不同国家之间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合作，但项目的研究成果却很难称得上有很高的学术质量，或产生了怎样的实践影响；第三，在中止项目的经费支持后，项目所建立的网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持续，也是有待时间检验的。

（一）德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核心经验的梳理

从前文的叙述、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出，德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实践经验已经较为丰富，且运用了较为丰富的策略及措施，概括起来，可以梳理出以下几方面的经验。

首先，国际化的领导机构与实施机构的分离与项目的企业化运营。德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许多项目经费都来源于政府机构的发展援助项目，且项目领导机构常常是政府部委。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项目的实施机构常常是其它类型的机构，比如德国企业和商会等，且这些机构主要以企业化的方式进行运营。这种项目领导与实施机构的分离及企业化运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项目实施的效率。

其次，注重系统和标准的输出。德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很好地发挥了德国职业教育自身的一个重要优势和特点，即德国国家层面联邦范围内统一的职业教育标准，这一标准尤其适用于企业进行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德国很好地利用了这一标准，将其作为职业教育输出的关键产品，使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许多国家都广泛存在的企业培训端缺乏行业通用标准的情况。也正是借用这一标准的输出，德国也在中国等多个国家带动了行动导向教学法等德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理念和文化的输出。

第三，注重跨部门跨机构的合作。在德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中，政府内部联邦经济发展与合作部与联邦教研部之间的分工合作，以及政府部门与商会和具体企业的合作，都对于国际化的顺利进行不可或缺。政府机构，包括其教育部门，并不掌握职业教育领域的国际合作所需要的全部知识和能力，而在国际合作中又涉及外交等复杂性极高的领域，因此特别需要不同的部门和机构进行协作，才能实现在复杂国际环境下的职业教育输出。

第四，研究先行。德国职业教育高水平的研究既很好地提炼了德国职业教育自身的规律和精髓，也对合作伙伴国家及地区的职业教育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从而为德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开展国际化工作之前，系统、深入地对合作伙伴进行研究能够较好地规避风险、提高效率并提升合作效果。

概括来说，在实践方面，德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既有德国制造及职业教育的良好声望等较好的先天条件作为基础，又有在几十年的发展援助及职业教育国际化过程中积累的大量经验，并开发出了较为系统的策略和措施。此外，在研究方面，德国职业教育研究界既对德国职业教育的经验和做法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理论提炼，也对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职业教育情况有较为系统深入的了解。实践与理论两方面的特点和优势有力地促进了德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化水平。

尽管德国职业教育本身实践和理论都很扎实，但是也严重依赖其社会和文化土壤，传播和移植非常困难。虽然德国政府在发展援助和职教国际化上投入了巨大的资金，但其职业教育在现实中实际上很难在其它国家生根发芽，这是其职业教育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最深层次的困难和挑战。

（二）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优势和困难

在梳理德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经验对中国的启示前，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中国职业教育要实现国际化，其可以仰赖的优势和最重要的挑战和困难分别是什么？

在笔者看来，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最重要的优势在于，国内不同地区已经积累了职业教育发展的丰富的策略和措施，且这些策略和措施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能够较好地适应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特点以及不同产业的需求。因此在进行国际化时，国内不同地区丰富的职业教育实践构成了国际化的样本和素材库，其中部分的国内实践可能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价值，这一点是德国职业教育所不具备的。在这个意义上，德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困难恰恰可能构成了中国职业教育输出的优势。

但是中国职业教育若要逐步走向国际、实现国际化，也有一些不可忽略的困难和挑战。首先，中国职业教育在国际上尚不具备知名度和品牌优势，这一点与德国职业教育相差甚远。在过去若干年中，中国的职业教育虽然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在国际上尚不被认为是特别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经典模式，这与中国在经济建设领域的成就不可相提并论。许多发展中国家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归功于巨大单一市场和廉价劳动力等优势，即使认为中国的教育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也更倾向于认为是普通教育的成功，中国职业教育的声望在此过程中并没有确立。其次，由于自身体系的不完善和质量不足等情况，中国职业教育仍然缺乏可以输出的高质量标准、概念和措施体系。第三，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欠缺重唱。既深入了解中国职业教育，又有较好外语水平的中国职业教育实践者和研究者仍然较为缺乏，不利于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

（三）对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借鉴与启示

结合前述对德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经验的介绍分析和对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优劣势的梳理，笔者提出以下几条推进改善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的策略建议。

首先，“打铁还需自身硬”，练好内功，方能打遍天下，做好国内职业教育本身的实践，为国际化打下坚实基础。应当允许各地区和职业院校探索适合本地区产业发展水平和教育需求的职业教育发展策略和措施，然后才具备丰富的可供输出的模式和做法。在此基础上需要系统地梳理和提炼中国职业教育的经验和理论，而且是包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特点的职业教育模式和做法，然后才能更好、更加有的放矢地进行输出。

其次，政府层面应有较为清晰的目标和策略，并需要协调不同政府机构的力量，建立跨部门的协作机制（机构），包括教育部门、人社部门和外交部门。在此过程中，尤其需要把握职业教育国际化在服务海外中国企业与输出中国教育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三，在操作层面，应有官方色彩稍淡、执行能力较强的运营和执行机构，以公司的形式具体实施项目。出于规避政治风险和提高运行效率的目的，政府机构不宜直接充当具体实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先锋队，而应设立类似德国国际合作机构这样的企业，由这些企业牵头进行前期调研、市场开拓、项目开发与实施等工作，由政府组织第三方进行监督与评价。

第四，要研究先行。在系统深入地理解特定国家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教育特点等之后，在此基础上制定方案，尽可能全面综合地考虑各方面的情况，预计可能出现的困难和问题，然后再进行项目实施和运行，不宜过快过激。

第五，需要与中国驻海外的各种机构和组织合作。国家和区域之间差异巨大，而地方性知识的充分积累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因此一定需要有掌握当地情况的合作伙伴，在与其充分沟通协商的前提下和过程中进行项目的策划和实施。

第六，职业教育的输出和国际合作需要从小项目开始试点，一点点积累经验并灵活调整，不宜一下子过于铺张和展开。我们也需要吸取德国职业教育国际化过程中花费巨大但成效一般的经验教训，在投入资源时要更加谨慎，宜依据当地情况和中国与该国家或地区的关系，在充分了解各方面条件后有序地开展项目。

参考文献

[1] BIBB．Philipp Grollmann, Dietmar Frommberger(Hg.).Internationales Handdbuch der Berufsbildung. Bielefeld. W.Bertelsmann Verlag.2018.

[2] 李俊．德国职业教育的想象、现实与启示———再论德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原因［J］．外国教育研究，2016，（8）：14-27．

[3] Deutscher Bundestag Drucksache 18/7622.18. Wahlperiode 22.02.2016. Antwort der Bundesregierung auf die Kleine Anfrage der Abgeordneten Peter Meiwald, Claudia Roth (Augsburg), Uwe Kekeritz, weiterer Abgeordneter und der Fraktion BüNDNIS 90/DIE GRüNEN- Drucksache 18/7468－．

[4] [5] [6] [7] [8] Deutscher Bundestag Drucksache 17/14352 17. Wahlperiode 05. 07. 2013. Unterrichtung durch die Bundesregierung Strategiepapier der Bundesregierung zur internationalen Berufsbildungszusammenarbeit aus einer Hand.

[9]　BIBB. DatenbankBerufsbildungszusammenarbeit [EB/OL].[2018-10-10]. https://www.bibb.de/govet/de/23258.php.

原文刊载于《高等职业教育探索》2018年第6期第1-9页